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何柳穎報道

3月28日至31日，博鰲亞洲論壇2023年年會在海南博鰲舉行，年會主題為“不確定的世界：團結合作迎挑戰(zhàn)，開放包容促發(fā)展”。

在氣候變化的大命題下，“一帶一路”倡議正持續(xù)走向綠色，這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（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，下稱亞投行）的“綠色基礎設施投資”雄心不謀而和。

2020年，亞投行發(fā)布《中期發(fā)展戰(zhàn)略（2021-2030）》，將“為面向未來的基礎設施提供融資支持”作為亞投行的中期戰(zhàn)略發(fā)展主題，堅持以“可持續(xù)”為核心，明確四大業(yè)務優(yōu)先方向。其中一大方向為優(yōu)先開展改善當地環(huán)境和支持氣候變化行動的綠色基礎設施投資，助力成員實現相關領域發(fā)展目標，計劃到2025年，實現氣候融資占獲批融資總額的50%。

亞投行的綠色步伐比計劃的還要迅速，最新數據顯示，在2022年，亞投行的氣候融資占比已達到獲批融資總額的55%。

亞投行為何在氣候融資方面如此雄心勃勃?發(fā)達國家和發(fā)展中國家的角色與責任有何區(qū)別？綠色轉型和經濟增長之間的平衡如何實現？圍繞這些問題，在博鰲年會期間，亞投行首席經濟學家Erik Berglof（白樂夫）接受了包括21世紀經濟報道在內的媒體群訪。

在采訪中，白樂夫向21記者強調：“綠色轉型與經濟增長之間并不矛盾。我們只是需要一種不同類型的增長，一種更多地基于綠色、氣候友好型、環(huán)境友好型的增長?！?/p>

亞投行氣候融資占比達到55%

《21世紀》：在2022年，亞投行氣候融資占比達到55%。亞投行為何在氣候融資方面如此雄心勃勃?

白樂夫：我想氣候變化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挑戰(zhàn)，也許還是我們下一代的挑戰(zhàn)。這是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。我認為，對于任何專注于建設基礎設施的機構來說，必須確保我們現在就擁有恰當的基礎設施，讓人們知道哪些基礎設施最高效、最清潔、符合國際標準，我們正在就此努力。

特別是在亞洲，由于使用了大量的化石燃料，亞洲需要找到減少化石燃料和增加可再生能源的方法。

《21世紀》：在歐洲的能源危機影響下，你認為全球能源轉型的步伐會放緩嗎?

白樂夫：首先，我認為歐洲能源危機也許是暫時的，歐洲正在很好地進行調整。而且，對于歐洲和世界其他地區(qū)來說，仍然需要對可再生能源進行投資。

我想，去年歐洲以及其他地區(qū)的經歷，會讓大家意識到獲得能源安全、能源獨立（更多地依賴自己的能源）的途徑，就是轉向可再生能源，比如風能、太陽能，這是一種更安全、更有彈性的經濟發(fā)展方式。

中國的“30·60”目標非常重要

《21世紀》：目前來看，各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對話與合作是否正變得更加困難?

白樂夫：我們是一個多邊機構，理念基礎是各國可以合作、相互幫忙、匯聚資源，并找到建設性的解決方案。而在當前環(huán)境下，我們還面臨著很大阻力，使得以上目標的實現變得更加困難。但同時，多邊機構也變得更加重要。

在全球范圍內，我們面臨著同樣的（氣候）挑戰(zhàn)，我們需要考慮如何將氣候變化作為我們的合作基礎。實際上氣候是一個非常廣闊的平臺，就氣候相關的主題，我們都應該展開合作。 

《21世紀》：您如何評價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表現和成就?

白樂夫：中國已經作出了承諾——“30·60”目標（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，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），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表態(tài)。我看到中國的政府部門、私營部門都在為此努力。過程中當然存在挑戰(zhàn)，但目標很重要。

“綠色轉型與經濟增長之間并不矛盾”

《21世紀》：新興市場國家與發(fā)展中國家應該如何實現綠色轉型和經濟增長之間的平衡？ 

白樂夫：基于化石燃料的（經濟）增長有很多，不過我認為，未來需要有一種不同的增長方式。

綠色轉型和經濟增長兩者間并沒有真正的矛盾，特別是對于亞洲來說，亞洲需要調整其生產結構，以便參與國際競爭，否則很可能會失去重要市場。當前，新興市場國家與發(fā)展中國家還有很多事情需要做，比如改革金融機構、動員私營部門、推動創(chuàng)新，等等。

再次，兩者之間并不矛盾。我們只是需要一種不同類型的增長，一種更多地基于綠色、氣候友好型、環(huán)境友好型的增長。

《21世紀》：在氣候變化問題上，發(fā)達國家和發(fā)展中國家的角色與責任有何區(qū)別？

白樂夫：在氣候變化領域，許多新興經濟體負有很小責任，但卻是受氣候變化影響最大的一個群體。我們需要找到一種方法來“補償”這些國家，并幫助他們也投資于氣候適應和復原力。

在去年的COP27，各國代表達成協議，同意設立一個基金機制，以補償因氣候變化引發(fā)的災害所導致的損失和損害。

但這一基金的流動情況也取決于各國行動，如果準備投向可再生能源，那么他們將更有可能得到富裕國家的支持。這就是為什么我認為，即便他們沒有造成氣候變化，但他們的氣候政策仍然非常重要。

借助多邊機構應對不確定性

《21世紀》：這三年來，黑天鵝事件頻發(fā)。為幫助成員國應對挑戰(zhàn)，亞投行在這過程中做了哪些重點工作?

白樂夫：疫情期間，我們對成員國的需求做出了強有力的回應，比如加大了醫(yī)療領域和教育領域的基礎設施投入。醫(yī)療領域毫無疑問很重要，這會使我們的衛(wèi)生系統更完善、為未來做更好的準備。教育領域，其實有很多孩子的教育正在受到阻礙，我們需要找到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。

《21世紀》：今年博鰲年會的主題是“不確定的世界：團結合作迎挑戰(zhàn)，開放包容促發(fā)展”。作為一家多邊機構，您認為我們應該如何適應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?

白樂夫：的確，在過去幾年，發(fā)生了很多沒有預料到的事情，比如疫情、俄烏沖突，全世界都感受到了影響。

我們需要找到一些方法來幫助我們解決不確定性的根源，我想這正是亞投行等國際多邊開發(fā)機構可以做到的。我們可以幫助各國改善氣候，減緩氣候變化的速度；或者通過投資提高適應能力，比如當我們在建造的時候，就要確保這些建筑可以抵御環(huán)境沖擊。